煤炭应回归“化工之母”的主体地位

煤炭作为燃料，困煤炭人久矣！

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加速演进，煤炭作为传统基础能源的角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煤炭似乎被贴上了“既不经济也不环保”的标签，其主体能源地位逐渐被非化石能源取代，转而承担保障、调节、储存及战略能源的功能。

然而，这是否意味着煤炭将彻底沦为能源体系的“配角”？答案显然并非如此。

煤炭应回归其作为“化工之母”的本质属性，通过转型升级释放其巨大的化工潜能，这不仅关乎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，更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之举。

煤炭作为有机岩，其碳含量达60%～90%，同时富含氢、氧、硫等元素，这种C-H化合物结构使其具备天然化工原料属性 。相比之下，直接燃烧仅利用其热值（平均5000～6000大卡/kg），而通过气化、液化等工艺可实现元素重组，转化效率提升3倍～5倍。

将煤炭单纯作为燃料使用，本质上是对其价值的蔑视和“粗放式消耗”。从热力学角度看，煤炭直接燃烧的热值利用率仅30%～40%，大量能量以废热形式散失；而作为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率可达70%以上。以2024年数据为例，我国煤炭消费中动力煤占比约75%，其中电煤占动力煤总量的60%～70%，而化工用煤仅占7%～8%。这种“以煤发电”的模式不仅造成资源浪费，更带来严重的环境负担：每燃烧1吨标准煤产生约2.6吨二氧化碳，而煤化工通过碳捕集技术可将碳排放强度降低20%以上。

从战略安全看，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长期超过70%，而煤制烯烃、煤制油等技术可有效缓解对进口石油的依赖。例如，煤制烯烃每吨可替代3吨原油进口，宁煤400万吨/年煤制油项目年产油品相当于宁夏全年原油消费量的1.5倍，成为能源安全的“战略备份”。

煤炭是名副其实的“黑色宝库”，它的化工属性尚未充分释放。煤炭的化学组成（以烟煤为例）包含70%～90%的碳、5%～15%的氢、1%～4%的氧及少量硫、氮、磷等元素，这些组分在化工产业链中可被深度开发，形成“全组分利用”的现代煤化工体系。煤的分子骨架富含芳环和烷基侧链，是芳烃、烯烃、烷烃三大有机化工路线的天然前体。其主体成分碳、氢、氧通过气化、液化等技术，可转化为2000余种化工产品。

 其一，碳元素：构建化工产品的“骨架”。 煤气化生成的合成气（CO+H₂）是化工合成的“通用原料”，可生产甲醇（进而制烯烃、醋酸、甲醛）、合成氨（化肥）、乙二醇等基础化学品。2023年我国煤制烯烃产能达1600万吨/年，占全国烯烃总产能的22%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），相当于替代了3200万吨石油消耗（按3吨石脑油制1吨烯烃折算）。

其二，氢元素：支撑清洁能源转型。 煤炭气化副产的氢气（每吨煤产氢800-1000立方米）是绿氢的重要补充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通过“煤制氢+绿氢耦合”技术，已为周边光伏、储能产业提供低成本氢源，2023年氢气产量突破50万吨，支撑了3000辆氢燃料电池重卡的示范运行。

 其三，硫、氮等元素：变“废”为“宝”。 煤炭中的硫分（平均1.5%-3%）可通过煤气化或燃烧脱硫回收，2023年全国煤基硫酸产能达1200万吨/年，占全国硫酸总产量的18%；煤中的氮元素可用于生产合成氨，进而制造氮肥，保障粮食安全。

其四，煤矸石、煤泥：循环经济的“二次资源”。 全国每年产生煤矸石约7亿吨，其中60%以上可用于发电（热值约6-8MJ/kg）、制砖（掺量30%-50%）或生产陶粒；煤泥经干燥后可作为燃料或提取腐殖酸（农业肥料添加剂）。2023年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已达72%（自然资源部数据），较2015年提升20个百分点。

回归“化工之母”的主体地位，重构煤炭的全产业链价值认知极为关键，需将“化工之母”的定位从行业共识上升为国家战略。国家层面，应确立煤炭作为基础化工原料的主体地位，打破传统燃料属性的单一认知框架。煤炭层面，需以系统思维审视其全产业链价值，从开采到深加工，每个环节都蕴含资源转化的可能性，实现从燃料到原料的重大转变。政策层面，必须将煤炭开发与全产业链布局同步规划，通过财税支持、技术标准、环保政策等构建协同体系，推动煤化工向高端化、绿色化演进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煤炭摆脱“低端燃料”的刻板印象，真正成为支撑新材料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。

一些先行煤炭行业企业的探索已经成功。例如，国家能源集团在宁夏打造的“煤-化-材”一体化园区，通过22条产业链耦合，使煤炭资源转化率提升至82%，固废利用率超95%。陕煤集团更通过低阶煤分质利用技术，将煤炭分解为油相、气相、固相产物，定向转化为特种油品、高端碳材料，实现碳排放降低21%，产值提升20%以上。这些实践表明，煤炭的化工转化不仅能创造更高经济价值，还能通过物质循环利用大幅降低环境负荷。

巩固化工价值的主体地位，需构建多维度转型升级路径。 国家已明确将煤化工产业定位为高端化、多元化、低碳化发展的重点领域。《新一代煤电升级专项行动方案》提出，要推动煤电与新能源联营，鼓励煤化工项目优先并网，并通过REITs等金融工具支持技术改造。技术层面，第三代煤气化技术、CO₂封存示范项目、智能工厂建设等创新成果，正为煤化工绿色转型提供技术支撑。产业层面，龙头企业如中国平煤神马集团、中煤旭阳等，已成功构建煤基尼龙新材料、氢能源示范项目等黄金产业链，实现资源在产业链中的耦合共生。这些政策、技术、产业的协同发力，为煤炭化工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煤炭化工转型，需紧扣绿色低碳主旋律。 面对“双碳”目标约束，煤化工必须摒弃粗放式发展模式，向低碳循环方向演进。一方面，通过可再生能源制氢与煤化工合成耦合技术，可显著降低工艺过程碳排放；另一方面，CCUS技术的突破，为煤化工提供了低碳发展的兜底方案。例如，国家能源集团在新疆策划的近零排放化工园区，通过多能互补实现能源梯级利用，预计能效提升30%，碳排减少50%。这种“绿电+绿氢+CCUS”的复合模式，正是未来煤化工可持续发展的典范。

当然，煤炭转型为“化工之母”，也面临着投资大、产业壁垒、人才短缺、市场开拓等硬约束，唯其如此，方显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。

煤炭的降级并非“末路”，而是“重生”的契机。在“双碳”目标与能源安全双重约束下，煤炭回归“化工之母”不是权宜之计，而是价值重构的必然选择。

把宝贵的碳氢资源从炉膛里“救”出来，剥离粗放燃烧的陈旧外衣，让煤炭重返“化工之母”的本真地位，即是顺应能源变革的明智之举，更是为这份关乎国计民生基础的地下宝藏谋划一个更为持久、清洁、高贵的未来。

当我们不再以“发热量”“硫分、灰分、水分”以及“高硫煤”“低硫、低磷、低灰”等标准作为煤炭评判的主要尺度时，煤炭内在蕴含的万千化学密码，必将为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点燃一盏不灭的理性明灯。（刘梦云）